我的爱国心

自工业革命的红利吃的差不多以后，人类社会其实整体在内卷，只是有的国家卷了其他的国家，用其他国家的悲惨，换取了自己较好的生活。换言之，在生产力取得如工业革命一般的重大突破之前，蛋糕做大的问题已经到达了相对的瓶颈，继续做大蛋糕的难度，要显著高于个别国家利用其先发优势维持分绝对多蛋糕的难度，因此国际秩序的制定者用各种手段维护现有国际秩序，通过继续压迫和奴役后发国家，维持其高质量生活，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则在奴役和压迫中苦苦求索不得解脱。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扩张的需要催生了对全球市场的需求，对市场的需求又导致了侵略和殖民地，后发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接受全球主要市场被瓜分殆尽的现实，同样也不能接受因为没有市场导致本国国民生活水平低于比邻的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于是一战以及实际上可以视为一战延续的二战先后爆发。但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推翻旧的国际秩序，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实质上仍然服务于资本全球扩张的需求，殖民地虽然大面积退潮，但是列强仍然通过各种手段，重新划分、并实质性维护自己的利益边界。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可以粗暴划分为三个阶级，一个是鱼肉其他国家的大老爷阶级，通过在全世界制造动乱与分化，剥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维持着其人上人的生活，他们没有意愿改造旧的世界、把蛋糕做大，因为维护旧的剥削格局就足以让他们过得体面而有尊严；一个是暂时坐稳了打工者的国家，通过自身的血汗劳动，赚取微薄的外汇，在不挑战老爷权威的前提下，拾老爷们工业转移的面包屑，尽力提高整体经济水平和本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国家，比如日本、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再后来的我国，这些国家，稍微有一点想要动摇老爷地位的企图和苗头，都要被老爷按到地上摩擦；第三种是求做打工者而不可得的国家，他们是奴隶，是猪、是狗是虫豸，是人形自走机器人，唯一的价值是为老爷提供各种基础资源，反衬老爷的优越性，他们的国家很多还在战乱，很多连干净的水都喝不上，他们既然不算是人，自然在老爷眼里不存在悲惨不悲惨的问题。

老爷们掌握强大的军事实力、完善而残暴的金融工具，通过搞乱或者实控资源生产国将工业原材料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通过全球性的专利体系压榨工业产品生产国的利润，之后还有定期的金融收割手段，直接吸血后发国家多年的艰辛积累，将他们牢牢钉死在各自的“国际位置”中。这样吃着人的间隙，或是为了迷惑猪狗虫豸国民的视线，或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他们从道德层面对自己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和美化，他们民主、自由、包容、进步、彬彬有礼，代表着人类个体道德的最高水准，他们标榜自己不吃狗肉、尊重人的50多种性别，标榜自己的环保成果、标榜给工人955的体面生活。那一个个刚刚抹去了嘴角吃人的血迹，转过头来穿上西装就成了道德楷模。在这样宣传机器的轰炸下、在巨大生活差距的打击下，那些猪狗虫豸国的部分国民们，从内心也开始认同一个观点，就是我们民族不行、人家的民族就是优秀。典型代表如我国曾泛滥一时的河殇派，河殇派的影响如此之广，直到 2020 年，还有某 TOP2流 大学的教授说病毒在中国首先被发现是定体问，还有某位作家写了本《我听朋友说日记》，全方位攻击中国的文化与文明，淡化、否定抗疫人员的牺牲奉献，最终贻笑大方方。

但在二战后的国际格局中，中国是个“异类”。

我国通过暴力革命在国内彻底打破旧利益格局，在国际上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内政外交的自主权，并通过朝鲜战争、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核武器研制成功、东方红一号上天等一系列强力手段进一步巩固这种自主性，使中国成为并不符合列强利益的一个“意外”。这种意外给了很多国人一种错觉，就是二战后各国都获取了同中国一样的独立自主，认为这种自主性是理所当然、轻而易举的，是“天赋国权”，然而并不是。近看印度，在“圣雄”甘某“非暴力不合作”的基础下建国，本质上不过是受列强的施舍，可以说“得国不正”，这也导致印度从文化到经济上至今仍受控于英美；韩国至今是一个连军队都不受自己控制的畸形国家，国民经济严重依赖的几大财团实控于美国资本，其内部民意的翻涌与美国国家利益的投射压力不断对撞，以致历任总统都不得善终；日本这个与中国有血海深仇的国家，虽然战后经济腾飞，但因为其国家利益严重受制于海洋霸权，不得不做美国的一条狗；非洲很多国家至今仍是高卢鸡的殖民地，银行、外汇、矿产资源等完全受控于法国，这个在二战时被德国一口气操穿屁股的国家，战后折腾起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微操娴熟，充分展现了法兰西永不为奴的倔强精神。

可以说，新中国得国其正，在二战后是罕有的。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正确的阶级立场，不是教员同志个人的雄韬伟略，不是广大解放军战士的浴血拼杀，不是更广大人民用手推车推出的鱼水情深，那个在渡江战役时大使都还在南京的斯大林政权，肯定和一心想在中国扶持买办政府的美国政权迅速达成某种心照不宣的龌龊合意，将中国纳入猪狗虫豸国的阶层去。

没有这种独立性，就没有当今之中国。

然而建国伊始，华夏大地满目疮痍，一个需要战机飞两遍才能凑够建国献礼的国家，一个因为战争与饥荒人均寿命只有35岁的国家，一个要养活五万万人民但却是纯农业社会的国家，一个全国 80% 人民是文盲的国家，一个受几千年封建思想流毒影响至深的国家、一个内忧外患不断侵袭的国家……何以自立、何以自强？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去，这都不像当今中国七十年前的样子。但幸运的是，当时的中国有历经血与火考验、百炼成钢的坚强执政核心，有穿梭于抗日、解放、朝鲜战场，屡屡创造世界战争史奇迹的地球最强轻步兵，有翻身解放再也不愿意回到旧时代的广大人民，即使是站在那么一个一穷二白的土地上，我们的先辈们，就敢教日月换新天。

为救贫弱之中国，唯有工业化。于是接着三十年工业化的道路，筚路蓝缕，可歌可泣。工农业剪刀差强行将财富向工业转移，一代农民勒紧裤腰带，用他们的牺牲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这一代农民没有完全得到他们应得的劳动果实，对此，孰是孰非的争论从未停歇，但中国在那样贫弱的基础上能成为现在超越美国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制造国，其起点正是那一代农民的牺牲，当年的梁漱溟公案如今回头来看，就不得不更钦佩教员的目光长远，“我全都要”在现实生活中几乎肯定是不切实际，“火车道岔”是一个必须要做的选择题；与之同时，扫盲教育、义务教育的开展，以那个时代常见的“政治任务”的形式，将中国的文盲率快速压低，全面恢复高考以后，这一进程又进一步加快，文盲率从建国初期的80%降到改革开放前的20%左右，直至今日不到5%，为中国储备了大量的工业人口。正是良好的工业基础 + 庞大的工业人口 + 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为邓公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前提是你得养的住黑猫，没有教员留下的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之后的二十年间，中国的领导人带领中国的人民，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不断前行，邓公首开百年之基业，长者也做出了“一点微小的贡献”。这是一个经济腾飞的年代，是工人们的好时代，他们怀着对新生活的美好向往，毅然加入了用几千万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工业苦旅中来，用自己的双手改善了自己和他所站立的国家的经济水平，但这也是他们的坏时代，那些尘肺的、断指的，甚至牺牲于工业化建设现场的我的父亲那一辈人，他们的故事令我潸然泪下。正是他们的汗水和泪水，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

改革开放的本质，是中国主动融入美国构建的国际秩序中，甘心做老爷们的工人。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是这一融入进程的标志性事件。从国际的大环境来看，加入世贸组织绝不是“美国”的施舍和批准，不是“911”事件的意外，而是我国工人用自己的血汗铸就的超过全球10%的国际贸易量带来的必然，时也势也。中国加入世贸，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贸组织成员的重大利好，可以说，中国愿意做老爷们的工人，将老爷们坐地吸血的优渥生活延续了二十年，而我国也通过承接老爷们的工业产能转移，用一代工人的血汗、用重现雾都的环境污染，让自己的经济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是在当时的客观实力对比下，我们追求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的最好选择，否则，我们几无可能在那样贫弱的底子上，铸就养活十四亿人的蓝星奇迹。但融入这个国际秩序，也同样意味着我们的劳动，注定拿不到它所应当创造的价值。

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走到我们这一代人时，我们品尝的滋味里，仍然有很多悲伤、失望、茫然、愤怒甚至是绝望。这种错位，不仅仅是因为国内存在吸血的资本家、存在出卖人民的买办阶层，与整个国际秩序下我国受到的系统性剥削导致的国际性分配不均相比，那些吸血资本家造成的国内分配不均，其影响实际上要小得多，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不是吸血的资本家，在老爷们的整体性剥削下想要破局，996也是必然而无奈的选择，以华为为例，一个后发的电信设备企业，如何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成为5G时代全球排头兵和弄潮儿？不靠一代华为人996的苦难与奉献，是要靠“中国民族的过人智慧”呢，还是靠4V人提倡的“用爱发电”？看不到这种整体性的剥削，而将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归因于国内资本家道德水平过低，是不正确的，是盲人摸象式的讨论，因为这样的叙事解释不了一个问题：国内的资本家吸血，国外的资本就不吃人了吗？如果他们不吃人，08年金融危机从何而来？如果他们不吃人，疫情下期货死人的大面积物理死亡从何而来？如果他们吃人，他们的员工却为什么可以955，他们的国家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红脖子也能牛排皮卡大豪斯？

因此，整体性的剥削下，“内卷”的压力不是主要来自于国内，不是主要来自于国内那些吸血的资本家，而是主要来源于那些我们素未谋面的、远在天边的，那些老爷们所在国家“内卷”压力的对外转移。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所背负的那些悲苦，那些面对996的愤怒，面对高房价时的绝望，和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在沿海的工厂里“咽下流离失所、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的那种悲苦是同一类的，是在现有国际秩序下做长工阶层所不得不背负的苦难。

其实我们还差点更苦的。我们以前就是更苦的：银河号、南联盟使馆、王伟撞机，全国各地都在给外交部寄钙片，可惜以当时兔子的实力，不唾面自干又能如何？08年，个别资本家搞出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作为还无法脱离老爷的长工，我们不得不跟着放水保外贸，四万亿的大水流入市场，几乎是直接地推高了房价，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最沉重的负担。但幸运的是，那一代代中国人的努力，让我们没有在苦中继续沉沦更苦：15年老爷们的金融收割攻势，国内一众商人积极配合，代表者就是儿子比老子还出名的某王姓地产商人，恨不得将国内资产全都转移到国外去，但最终我们守住了，这些商人和他那嘲讽国民是“连国都没出过的傻逼”儿子一起销声匿迹；16年某国际仲裁庭上蹿下跳、南海双航母战斗群压境，对此，我们四上将齐聚南海、三舰队联合军演、西北腹地火箭军引弹待发，战士们遗书都已写好，在无线电静默的最后关头，退却的却不是我们；20年，疫情首先在武汉发现并报告后，全球老爷弹冠相庆、带路党欢欣鼓舞，然而无双国士赌上晚节直陈专业判断，中央顶住压力封锁数千万人口大城、全国各地的抗疫战士大年三十逆行驰援，基层组织力爆表、人民配合度炸裂，最终，这场疫情不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却成了老爷们的滑铁卢。

我们没有更苦，不是老爷们大发慈悲的恩赐。而是先烈们在长津湖冻毙的尸体堆起来的，是两弹一星的元勋们在核武器的辐射下铺出来的，是中国农民三十年勒紧裤腰带不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垒起来的，是中国工人三十年吞咽着铁做的月亮铸出来的，是新一代中国年轻人中最勇敢的那一拨，用自己逆行的勇气守护出来的。

因此，我虽然正视我感受到的那种痛苦，那种面对高房价时的绝望，面对996时的无奈，但我没有很多的抱怨。不仅是因为相比他们，作为被守护的那一批人，作为享受了他们牺牲奉献果实的一批人，我其实是相对幸运的，更是因为，我们现在所承受的这些痛苦，其主要矛盾不在内，而在于外，对于来源于现有国际秩序的大矛盾，国内的绝大多数阶层，甚至那些我们认为是吸血的资本家，其实都是可以团结而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受压迫者，因为如果他们是老爷家的资本家，那么他们不仅一样吃着人，享受着比我们这些资本家更好的生活，而且还不会有人去指摘他们道德上的龌龊与下劣。换言之，在国际蛋糕整体分配不均的前提下，把国内蛋糕分配不均作为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主要矛盾，这种行为是短视的，是在内卷的视角下反内卷，意义不大。

我是这一代人中的一员，我受着这一代人所受的痛苦，但我认为，这种痛苦的出路或许不是否认痛苦、选择躺平，而是正视痛苦、认识痛苦，理解这是在现有国际秩序下无法逃避的痛苦，并在先烈铺就的道路上，就着这种痛苦，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用我们的痛苦，将中国的经济再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将中国的工业化从大推到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了我们这一步，既然远未成功，我们这一代人也就不可能成为坐享劳动果实的那一代人。那一代人，或许是我们的儿子，或许是我们的孙子，只是不是年轻时的我们。

I must study politics and war that my sons may have liberty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My sons ought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geography, natural history, naval architecture, navigation, commerce, and agriculture, in order to give their children a right to study painting, poetry, music, architecture, statuary, tapestry, and porcelain.

“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那么我们的儿子才会有学习数学和哲学的自由，而我的儿子们应当研究数学、哲学、地理学、自然史、军舰制造、航海术、商业和农业，这样，他们的儿子才有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织艺和陶瓷的权利”

——约翰·亚当斯

这就是我的爱国心，我将为此而继续前行。